掩护植物新品种是维护遗传资源多样性、推动农林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日本是亚洲最早用执法掩护植物新品种的国家，也是亚洲唯一一个履历了《国际植物新品种掩护条约》1978年文本转变为1991年文本的国家，对植物新品种掩护有着富厚的履历和悠久的历史。

本文分析了日本植物新品种相关执法的生长历程，重点对比中日植物新品种相关执法在掩护工具、主要授权要件、权利的发生与掩护期限、农民特权、品种挂号制度和执法责任6个方面的区别，总结日本在植物新品种相关执法中的优势与特色制度，最后驻足我国国情对我国植物新品种掩护执法的不足提出了完善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林业生长提供执法保障。植物新品种，是指经由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具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掩护植物新品种，能够进一步掩护育种者利益、引发育种者的育种热情，对知识产权生长和农林业科技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我国对植物新品种的掩护力度不停增强，我国学界对植物新品种的专利化、是否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掩护条约》（以下简称UPOV条约）1991年文本内容的讨论也愈发猛烈。因此，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的相关执法，在国际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历程中应对其他国家对我国育种者即将发生的打击是我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一 日本植物新品种执法生长历程　　植物新品种作为农林水产领域的知识产业，因对日本农林业振兴与提升农林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而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

20世纪40年月，日本国民缔造力大幅提升，政府开始意识到应当使用执法来掩护植物新品种，随后其通过制定相应执法、建设品种挂号制度等方式逐步增强对植物新品种的掩护。　　早在1947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农产种苗法》，开始以执法的形式掩护植物新品种，但这部执法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掩护时间太短、对植物新品种的掩护不够全面等。

1952年为应对外国企业尤其是美国种业的进驻对日本本土种业发生的打击，日本政府又颁布了《主要农作物种子法》，以防止私有企业对种子的垄断，这在一定水平上掩护了日本本土种子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月，日本的生物技术进入高速生长时期，为增强对育种者权利的掩护，日本政府于1975年修改了《特许法》第32条，删除了对化合物、微生物等申请专利的限制，首次以执法的形式认可了化合物和微生物的可专利性，为植物新品种的进一步掩护奠基了基础。今后，为了加入UPOV 1978和1991年文本，日本政府又划分于1978年和1998年对《农产种苗法》举行了大幅度修改，将其正式更名为《种苗法》，并在旧的植物品种名称挂号制度基础上建设了新的品种挂号制度，在促进植物新品种育种与流通的同时，为植物新品种的挂号设置了统一的规范。

今后该法又履历了多次修改，一直延续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日本生物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日本政府意识到《主要农作物种子法》已成为民间企业加入种子行业的障碍，种子在公共机构的掌控下难以继续应对社会对种子的多样化需求，甚至攻击了育种者的育种努力性，因此于2018年4月1日正式破除了该法。

至此，日本掩护植物新品种的主要执法仅为《种苗法》和《特许法》。二 中日植物新品种执法比力分析　　我国植物新品种执法体系主要由《植物新品种掩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和《专利法》组成，日本则是由《种苗法》和《特许法》组成，均为双轨制掩护模式，但二者之间却大有差别，接下来将对其举行详细对比。2.1 掩护工具日本《种苗法》的掩护工具是满足所定要件的“农林水产植物”之个体，即为生产农、林、水产植物而栽培的所有种子植物、羊齿类、苔藓类、多细胞藻类以及其他政令划定的植物。而受科技水平以及加入的UPOV 1978年文本影响，我国《条例》所掩护的工具并未涉及全部植物，其掩护工具主要分为农业和林业2个部门，农业部门包罗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等11批191个植物属种；林业部门包罗林木、竹、木质藤本等6批206个植物属种；我国《种子法》所掩护的工具则是被列入名录中的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质料或者繁殖质料，包罗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

在权利掩护规模方面，日本《种苗法》所掩护的规模不仅包罗植物自己，还包罗植物整体或部门可用于繁殖的部位，依赖性派生品种、收获质料以及收获质料制成的加工品等，而我国《条例》和《种子法》的权利规模则仅包罗授权品种的繁殖质料和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质料生产的另一品种的繁殖质料。另一方面，日本《特许法》划定，其掩护工具包罗现实中培育的植物自己，还包罗该植物品种的育种方法、增殖方法等。而我国《专利法》第25条第4款划定，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但其生产方法可以授予专利权。

因此，在植物新品种掩护工具的规模方面，日本《特许法》显着大于我国的《专利法》。2.2 主要授权要件日本《种苗法》与我国的《条例》和《种子法》均要求挂号的植物品种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以及适当的品种名称，但我国所划定的特异性与对品种名称之要求与日本却存在较大差异：　　1）特异性。《种苗法》所要求之特异性，只要求挂号品种与海内或外洋已公然的其他植物品种全部或部门具有显着区别。

而《条例》和《种子法》要求挂号品种显着区别于提交申请之前的已知植物品种，以《条例》农业部门为例，其第16条解释：“……第15条所称‘已知的植物品种’，包罗品种权申请初审及格通告、通过品种审定或者已推广应用的品种”，可见我国对植物新品种的掩护力度与日本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2）适当的品种名称。《种苗法》第4条划定：（1）1个申请品种只能有1个名称；（2）不能与正在申请的种苗的注册商标或与其类似商品的注册商标相同；（3）不能与申请品种的种苗或与之类似商品相关服务的注册商标相同；（4）不能令人对申请品种发生误解或与其他品种混淆。

《条例》与《种苗法》中的（1）和（4）大致相同，但缺少克制品种名称与注册商标、类似商标及类似商品相关服务的注册商标相同的划定。我国《种子法》也要求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举行挂号，且其名称需切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划定》之要求，该要求与日本《种苗法》之品种名称要求十分相似。另外，日本《特许法》与我国《专利法》的主要授权要件也十分差别：　　1）新颖性。

《特许法》与《专利法》都要求申请的专利具有新颖性。《特许法》第29条对新颖性提出要求“……不能在海内外的刊物上有所纪录，也不能使民众在电信通信网络上有使用的可能……”。而《专利法》第22条划定“新颖性，是指该发现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元或者小我私家就同样的发现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纪录在申请日以后宣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通告的专利文件中”。可见日本的新颖性要求水平更高。

　　2）缔造性。《特许法》要求申请的植物专利同一般发现一样，具有高度的缔造性，《专利法》亦然。《特许法》将缔造性形貌为进步性，要求停止申请日，该发现专利为非其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知识。

对于进步性，我国《种子法》第25条对植物新品种掩护的界说中提到“……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改良……”，该界说中的“改良”与《条例》的“开发”意义大不相同，“改良”不仅包罗开发、还包罗“优化”的寄义，由此可推定进步性与植物新品种并不矛盾，未来也可以成为我国《专利法》中植物新品种专利的授权条件。　　3）实用性。

《特许法》中的工业之可使用性的意义与我国《专利法》要求的实用性相同，即要求申请发现的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需能够制造或者使用，且能够发生努力效果。但对于植物专利，前者只要求其在工业上存在使用的可能性，不要求其经济价值的多寡，一旦植物新品种具备工业上的可使用性，能够发生经济价值，那么它就具备了获得专利法掩护的条件。同样，如果一个品种植物在我国因净化情况（努力效果）的特质被选择批量种植（制造使用）、生意业务并发生经济价值，则其就应当具备我国《专利法》中“实用性”之要求。

　　4）一致性（可重复性）。《特许法》第2条及第29条划定“发现应是一种具有高度缔造性的技术思想”“应当具备工业上的可使用性”，其实质上提出了“可重复性”这一观点。而《专利法》第22条之缔造性要求，发现具备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实用性要求这一特点或者进步特征能够被制造或使用，实则也是要求专利能够被重复生产、重复使用。

对于植物，《特许法》只要求其具备“重复的可能性”，即只要批量生产的植物体现出来的特征“十分相似”即可。与一般发现相比，纵然同一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植物完全相同的概率也略低，所以育种技术实则与植物一样，并不能实现复制似的增长。

因此，我国既然能够为育种技术发表专利，那就不能以“一致性”或“可重复性”来否认植物申请专利的可能性。2.3 权利的发生与掩护期限在日本，育种者可依《种苗法》举行品种挂号并取得育成者权，育成者权自挂号之日起取得并存续25年，特定多年生植物延长为30年，无延长机制。

而我国依《条例》和《种子法》挂号授权后即取得的植物新品种权，掩护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藤本植物、林木、果树和鉴赏树木为20年，其他植物为15年，同样也无延长机制，但掩护期限显着短于日本。　　《特许法》对植物新品种的掩护期限是自申请之日起20年，切合延长尺度经申请最多可延长5年。如果我国《专利法》不限制对植物新品种的掩护，我国对其掩护时间则为自申请之日起20年，无延长机制。

2.4 农民特权育种者在依据相关执法挂号获得授权后，可依法对该品种享有相应权利，但也有权利效力的破例，如农民特权。日本《种苗法》划定，农民自家增殖行为等无需品种权人许可，而我国《条例》和《种子法》也划定了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质料可以不向品种权人申请授权。

但日本《种苗法》近频频修改却对农民特权举行了限制，包罗确定取得农民身份的条件、限制品种的使用规模及要求正当的品种泉源、清除营养繁殖性植物的农民特权等。　　受UPOV 1991年文本等国际条约的影响，日本政府逐渐限制育种者的权利，重点突出种子作为遗传资源的商业化特征，强调其私有产业属性。因此，现今的农民特权不再被认作日本专利权掩护之破例，我国《专利法》中也未涉及农民特权内容。

2.5 品种挂号制过活本依托《种苗法》建设了统一的品种挂号制度，其第3章也以“指定种苗”为名对指定种苗制度举行了详细的划定，用以规范种苗的流通行为，经该法授权的品种，其种子无需第2道门槛即可自由进入市场。日本的指定种苗制度与我国品种审定制度相似，在掩护农林业生产的同时，也弥补了《主要农作物种子法》破除带来的空缺。反观我国，《条例》第5条划定，被授予品种权的植物，生产销售或推广应当根据国家有关种子执法、法例的划定审定。

以主要农作物为例，我国《种子法》划定，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出售、推广需经由品种审定制度审定，非主要农作物则需要经由非主要农作物挂号制度挂号，品种权人获得品种权并举行推广出售需经由2道差别的法式，不光增加了育种者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还容易引起权利的冲突，甚至可能因品种审定失败而攻击育种者的努力性。在这个方面，日本《特许法》和中国《专利法》并无特此外挂号制度。2.6 执法责任对于侵权处罚，日本《种苗法》接纳双罚制，单元和侵权者所受罚金的尺度与负担的刑事责任均在该法中清晰体现。

相比之下，我国《条例》的刑罚划定则较为笼统模糊，处罚力度不够大，缺乏对单元犯罪处罚尺度的制定，不仅难以对侵权者发生足够的警示效果，还可能泛起刑罚与《刑法》衔接不妥的问题。我国《种子法》对出售冒充和伪劣种子、影响种子市场等与种子相关的违法行为，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处罚尺度，还引入了处罚性赔偿机制。可见《种子法》较之《条例》越发完备，与日本《种苗法》相比也各有优势。

　　日本《特许法》与《种苗法》相似，对单元犯罪和小我私家犯罪都列出了详细的刑罚与罚金盘算尺度，虽然近年来也有日本学者提议引进处罚性赔偿制度，但现在《特许法》仍未加入处罚性赔偿内容。我国现行的《专利法》也未加入处罚性赔偿制度，但201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提出了加大对侵权者的处罚力度，引入处罚性赔偿制度的内容，该稿第14条、第18条划定，侵权者要根据权利人受到的损失、侵权人获得利益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倍数盘算的数额1～5倍确定赔偿数额，在难以盘算赔偿数额的情况下由法官酌情确定10万～500万元的赔偿额，进一步增强了对专利权人正当权益的掩护。

但相较于日本的《特许法》，我国的《专利法》仍未明确小我私家或单元侵权需要负担何种详细刑事责任，存在较大的生长空间。三、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相关执法的建议　　我国植物新品种的执法起步虽晚，但生长迅速，立法状态也由原来的被动转化为主动。在科学技术飞速生长的今天，对遗传资源、植物新品种的掩护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农林业生长与兴衰，因此如何完善植物新品种权掩护、激励育种者的育种热情是我们应当思考的。

3.1 完善《植物新品种掩护条例》　　《条例》作为一部专门用来掩护植物新品种的执法，对植物新品种的掩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以完善《条例》为基础探寻植物新品种掩护的生长之路。1）继续扩大《条例》掩护的品种规模。我国农业农村部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会定期增加受掩护的植物新品种。

从外部看，我国尚未加入UPOV 1991年日本，短期内也没有主动加入UPOV 1991年文本的计划，故而短时间内不会因外部压力扩充《条例》的品种掩护规模，使《条例》掩护规模直接同UPOV 1991年文本一致。从内部看，随着我国科技的生长，育种者对自身权益掩护的需求愈加迫切，所以我国《条例》应当驻足于内部需要，继续分阶段扩大品种掩护的规模，在增加掩护种类的同时应凭据我国国情扩大品种权权利规模，做好应对未来加入UPOV 1991年文本的准备。

2）适当延长掩护期限。日本《种苗法》对植物的掩护期限为一般植物25年、特定植物30年，高于UPOV 1991年文本的要求。

我国《条例》的掩护期限为一般植物15年，藤本、林木、果树和鉴赏树木20年，虽然切合UPOV 1978年文本的基本要求，但已然不满足中国育种者的现实需求。因此，在修改《条例》时，可适当延长对植物新品种的掩护期限，增强对育种者权利的掩护，引发育种者的育种努力性。3）限制农民特权。

限制农民特权，并不意味着侵损农民赖以生存的权利，而是严格限制农民获取特权的条件，掩护真正以其为生的农民利益。农民特权是育种者权利的破例，无限制地扩大农民特权将一定损害育种者的正当权益。因此，我国《条例》也可借鉴日本的做法，通过增加限制农民特权的内容，明确农民身份的条件，限制植物品种的使用规模，平衡农民和育种者之间的利益。

而那些与农民生存息息相关、被视为主要农作物的植物完全可依据《种子法》中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举行审定，再辅之以行政手段加以调治，因此未来我国也无需在《专利法》中赋予农民特权。4）引入处罚性赔偿制度。我国《商标法》和《种子法》已经引入了处罚性赔偿制度，《专利法》也提出了引入处罚性赔偿制度的草案，但《条例》并未涉及。

过低的处罚力度难以对侵权的小我私家或者法人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小我私家或法人因利益诱惑铤而走险。因此，我国可将处罚性赔偿制度引入《条例》中，通过处罚性赔偿和明晰的处罚制度增强对育种者的掩护。

5）建设统一的品种挂号制度。我国可挂号的植物新品种分农业和林业2个部门，育种者在申请挂号时，需凭据自己研发品种的种别划分向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交申请。在2015年我国重新修订的《种子法》中又涉及到了品种审定、非主要农作物的挂号以及植物新品种挂号内容，要求主要农作物、主要林木、非主要农作物以及植物新品种的挂号，需要划分依据差别的实施细则、措施挂号，提高了权利人挂号、维权的难度，也增加了侵权的风险，因此建设统一的植物新品种注册尺度就显得尤为须要。

我国应当依托国务院生长、使用新型生物科学技术，综合《条例》农业和林业部门以及《种子法》，以《条例》为载体建设统一的挂号制度，简化法式并整合挂号尺度，解决种种法例中挂号不协调的问题，为我国植物新品种的立法掩护提供基础保障。3.2 删除《种子法》中的植物新品种权掩护内容我国植物新品种相关的执法、法例数量较多，内容较为疏散。在《种子法》施行后，有学者提出我国应依托该法建设植物新品种权的掩护制度，通过其间接提升植物新品种掩护规则的立法条理，为以后单独制定植物新品种掩护相关法例提供缓冲的空间。

但《条例》与《种子法》之内容实际存在重复交织甚至冲突的情形，可能导致经《条例》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因不具有进步性而不能成为《种子法》中的品种掩护工具，无法经审定或挂号举行销售或者推广，发生权利内容的冲突。因此，应当删除《种子法》中植物新品种权掩护的相关内容，专法专用，仅用《条例》一部执法专门规范植物新品种权。3.3 提升《条例》执法位阶《种子法》第1条明确指出，其制定执法之主要目的是为掩护和合理使用种质资源，规范品种选育、种子生产谋划和治理行为等，虽涉及植物新品种掩护内容，但却并非专门为完善植物新品种执法而制定。而《条例》只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例，稳定性和效力都相对较低，所以我国的植物新品种执法体系还是应当驻足《条例》，提升其执法位阶，在其基础上统一对植物新品种权举行掩护。

另外，现阶段《种子法》对我国种业的生长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未来也可以分阶段地将《种子法》融入《条例》，在《条例》中单设种子章节，规制种子谋划治理及品种审定等制度，为植物新品种掩护打造清朗、简练的执法情况。3.4 将植物新品种逐步纳入《专利法》掩护规模通过前面临比，可确定植物新品种能够切合《专利法》挂号之要件，成为该法所掩护的工具，固然这种掩护必须依托于成熟且完备的生物检测技术体系。在技术尚未成熟之前，贸然将植物新品种加入《专利法》将难以发挥其效用，甚至引发更多的执法问题。

因此，在我国尚未形成独立且完备的生物监测技术体系之前，可暂缓植物新品种加入《专利法》的速度，将植物新品种的掩护内容阶段性地融入到《专利法》中，在我国植物新品种正式成为《专利法》掩护工具之前，修订《条例》对其举行增补，确定侵权的刑罚，加大处罚力度，实现对植物新品种的有效掩护。作者简介第一作者：李汝敏，女，硕士研究生，从事林业知识产权研究，E-mail：597046656@qq.com。通信作者：朱文玉，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知识产权法学及其教育教学研究，E-mail：3402592@qq.com。

泉源：林业知识服务。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世界林业研究》2020年第3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不做任何商业用途，如涉版权问题，请实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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